狄尔泰这段话算是最为鲜明地表达了传记批评的优越性，并且把理解作品的人（可以视为批评家）与作家的亲密关系揭示出来，甚至把理解（历史学家或文学批评家的解释）看作是对作家创作意图的完整实现。他们在生命体验和意义的理解方面都能达到同一，并且完成了精神上和经验上的相互交融。在狄尔泰看来，伟大的历史学家一定是那种能使自己投身于其他人的生存状态之中的愿望结合起来的人，这无疑也是那个时代，也是相当长时期以来，人们对伟大批评家的期许。
以作者为中心是文学批评在漫长的古典和现代时期都秉持的观念，在20世纪文学的兴盛与危机进程中，这一观念受到严重挑战并被动摇。在我们讨论英美新批评兴起进而形成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时，我们有必要去关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这个大背景我以为有以下三点需要考虑：
其一，英语文学的兴盛。特里·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引论》一书中指出，新批评是骑在战时民族主义的头上走向兴盛的。这句话表明英语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殖民主义向世界的扩张，以及20世纪兴起的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浪潮相关。英语这一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也是在20世纪逐渐成为世界通行语言，相应地，英语文学也成为全世界被阅读最为广泛的经典。早些时候的英国工业革命就推动英语文学向普通大众传播，英国的海外殖民主义也以英语文学为其文化及价值推行的教育手段。与此同时，牛津、剑桥成为英语文学教育的中心，英语文学批评在这里形成了“新批评”学派。以兰塞姆、瑞恰兹、艾略特、燕卜逊等人为代表的英美“新批评”的兴起，为英语文学的世界传播推波助澜。虽然这些批评家未必是有意识地配合英语的世界化，“文本细读”本身却表明了英语的精深美妙。“新批评”并没有明确主张割裂文本与作者意图的关系，但他们扭转了传记批评主导的文学批评主流，回到文本、回到英语的字词，这就表征了另一个批评时代的开启。艾略特作为“新批评”独特的代表，他明确提出：“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他认为诗人只有服从传统、领会传统才会是好诗人。不要诗人的个性，去除诗人的感情，这其实也是把诗人的主体作用降到最低限度，让字词说话。他几乎逐字逐句分析史文朋的诗句，他认为，史文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的诗，“意义和声音合二为一，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处理文字的意义：他利用文字的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经营’文字的意义。”艾略特认为，让史文朋激动的是文字，而不是物体。兰塞姆对此大为赞赏：“诗人停留于文字之上，而不用文字来表现文字之外的东西。”哈特曼后来评价作为批评家的艾略特的工作时说道：“艾略特并不参与理想性的变革或者不参与对于已消亡的东西的亵渎，然而他却参与了语言的纯洁化，参与了使得语言能够消化——如果它必然这样的话——一种‘历史的和科学的知识的极其丰富的储备’。”新批评对英语诗歌的阐释无疑有助于体会英语语言的精深美妙，我们当然不能说“新批评”助一臂之力英语才成为世界语言，但英美“新批评”的兴起与英语成为世界语言则不无关系。
其二，科学主义的兴起。进入20世纪之后，以伟大的思想影响人类文化的时代，转向以科学主义影响人类文化的时代。柏拉图以降的以思想史为谱系的人文学，转向了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方法的语言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索绪尔语言学深刻有力地影响了文学研究。日内瓦语言学派、俄国形式主义都使专注于文本研究有了方法论的依据，也由此形成了一种趋势。随之的符号学、结构主义对文学研究尤甚，结构主义波及社会科学整个领域，甚至导致传统哲学的衰弱。1950、1960年代，法国作为战后欧洲思想大本营，正在悄然生变。存在主义不得不让位于结构主义，萨特的时代结束了，更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崛起，他们表达了另一种社会理念和专业信念。福柯在回顾当时的思想转变时曾说道：“人们突然地，没有明显理由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远离，非常远离上一代了，即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一代——那曾经一直作为我们思想规范和生活楷模的《现代》期刊的一代。萨特一代，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极为鼓舞人心和气魄宏伟的一代，他们热情地投入生活、政治和存在中去，而我们却为自己发现了另一种东西，另一种热情，即对概念和我愿意称之为系统的那种东西的热情……”更多的青年学生则为结构主义的科学性而欢呼，青年学生甚至欢呼，“因为结构主义人类学，我们终于有社会主义科学了！”此前的人文学并不能被称为“科学”，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知识分子中不乏有人对人文学缺乏“科学性”而感到羞愧。现在结构主义改变了这种状况。列维-斯特劳斯解释说，“结构语言学的目的在于发现一些普遍规律，或者归纳法，‘或者用逻辑演绎方法来说明这些规律的绝对性’。”当有人问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时，列维斯特劳斯的回答是：“我认为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权威（如果人们觉得我还有点权威的话），在于我的著作，在于严密而精确方面的审慎。”
在这种观念和方法的支配下，文本自身建立起一个严密的语言和符号世界，只有科学实证的方法可以分析它，至于“作者的意图”之类，以及其如何与文本联系、如何体现为文本的符号字词系统，则无法给予“科学的”说明，必然被排除在文本之外。显然，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看，“作者意图”是无法量化，也无法明确的一种概念，也就是它无法证伪，一切无法证伪的概念都难以成立。
其三，语言分析哲学的影响。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欧美的语言分析哲学取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成为哲学的主流。在剑桥和牛津，分析哲学中的日常语言学派日益活跃，分别以J.T.D.威斯顿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和其后以G.赖尔、J.奥斯汀、P.F.斯特劳森等人为代表的牛津学派迅速占据了学院哲学的主流地位。二次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分析哲学发展出逻辑经验主义并且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逻辑经验主义通过卡尔纳普、赖兴巴赫、H.费格尔、C.G.亨佩尔、W.V.O.奎因等人的作用，取代或改造了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界占居了主导地位。这种哲学背景也可以解释1970、1980年代以后美国文学批评的理论化趋势，那就是“耶鲁四君子”的那种细密深奥的文本分析，比“新批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叙事学分析和解构批评占据了风头。
值得指出的是，语言分析哲学并不关注分析语句的意义，甚至认为语句陈述的意义并不重要，他们分析陈述行为或陈述的逻辑关系。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又译奎因）“拒绝承认意义”。他认为：“至于意义自身，当作隐晦的中介物，则完全可以丢弃”，我们不需要“被称为意义的这种假想的东西”，因为它不能说明任何东西，“被称为‘意义’的这些特殊的和不可归约的媒介物的说明价值确实是虚妄的”。作为逻辑实用主义分析哲学家，蒯因否认意义为一种独立的实在或心理的存在，如果从这种哲学角度来看，一个现实化的作者的心理意图，如何与另一个文本确认意义或建立起意义关联，这无疑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分析哲学形成的主流观念，对于作者与文本的确定性关系也不是有利的。
固然，试图用这些背景来解释当代理论批评何以割裂“作者意图”，似乎还缺乏直接的学理关联，但是它导致“作者意图”的失效却是绰绰有余的。
二
“作者意图”之难以在文本中贯彻，这与当代理论批评对文本持以下观点当有直接关系：文本的语言符号并不能构成一个意义完整的体系，文本也不存在一个起决定作用的意义中心。这当然是典型的解构主义的文本观，德里达指出：
即中心并不存在，中心也不能以在场在者的形式去被思考，中心并无自然的场所，中心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非场所，而且在这个非场所中符号替换无止境地相互游戏着。那正是语言进犯普遍问题链场域的时刻；也正是在中心或始源缺席的时候，一切变成了话语的时刻——条件是在这个话语上人们可以相互了解——也就是说一切都变成了系统，在此系统中，处于中心的所指，无论它是始源或先验的，绝对不会在一个差异系统之外呈现。先验所指的缺席无限地伸向意谓的场域和游戏。
固然，德里达是在批驳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乱伦禁忌”作为原始社会亲属关系起源的依据时写下了这段话。德里达1966年在美国霍甫金斯大学发表《人文科学的话语、符号与游戏》一文时，向结构主义发起了挑战，宣告结构主义的系统、整体和中心根本不能成立，这不啻是向人文学科扔下一枚炸弹。如果说结构主义的文本封闭性足以割裂作者对文本的控制权，那么解构主义的去中心和符号无限延异的思想，则使作者作为一个权威的声音在文本中起决定作用的那种意义系统难以建立。解构主义所做之事，是去分析作者意图的矛盾，拆解作者的原初意图与其叙事形成的错位。德里达和德曼都分析过罗梭的《忏悔录》，卢梭试图在他的《忏悔录》里表达他虔诚的忏悔愿望，但在德里达和德曼的分析中，卢梭的文本本身是不完全的，他的叙述是言不由衷的。
德里达认为卢梭《忏悔录》陷入了起源性缺乏的替补游戏。据说《忏悔录》原稿曾经散轶，后来编辑而成，这部著作的完整性可能值得怀疑。德里达对卢梭的叙述则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卢梭说过文字是言语的“危险的替补”，这就是说作者的写作是不可靠的，未必是他的真心实语。德里达和卢梭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卢梭不断地表达对“妈妈”即华伦夫人的爱和感激的文字中，包含着一个长长的替补链。卢梭本人一方面鄙夷文字对言语的替补，另一方面又依赖这种替补。这就像他对“妈妈”的依赖一样，显出了卢梭的全部虚伪。那个“妈妈”（华伦夫人）并不是卢梭的什么亲妈，不过是卢梭的情妇，卢梭时年21岁，华伦夫人29岁。卢梭的这个所谓的“妈妈”同时跟多位仆人通奸，对卢梭可能更加热情一点。正沉浸于手淫之苦的年轻的卢梭初尝女人，自然对贵妇华伦夫人感激不尽。在回忆录里充满了对华伦夫人的溢美之词：他舔“妈妈”吃过的盘子，吻“妈妈”碰过的窗帘，躺在“妈妈”睡过的床上想入非非……所有的这些，都是对“妈妈”不在场的替代，但这是替代的替代。这个“妈妈”其实是卢梭欲望的代替者。卢梭的亲生母亲并不在场（在他出生时就难产死去了）。这就是替补之链，后来出现的伴侣泰蕾兹又成了对华伦夫人的替补，而且这其中隐含的也确实是“危险的替补”。卢梭在《忏悔录》中说道：“替补令人发狂，因为它既非在场也非缺席，因为它不断破坏我们的快乐和纯洁。”一切都是替补，都是替补的替补。德里达说，这一系列的替补显示出某种必然性：“无限系列的替补必然成倍地增加替补的中介，这种中介创造了它们所推迟的意义，即事物本身的幻影、直接在场的幻影、原始知觉的幻影。直接性是派生的。一切东西都是从间接性开始的，‘理性难以理解’这一点。”卢梭的忏悔初衷，他对华伦夫人的感激，其实陷入了叙述提供的那些“说法”（例如“妈妈”“手淫”“爱得发狂”“感激”等等）之间的替补游戏，我们甚至不知道卢梭在说什么，卢梭自己也在这“危险的替补”游戏中不知所终。德里达说道：“作为补充，能指并不首先和仅仅再现不在场的所指，它取代另一个能指，另一个能指的范围，这个能指的范围与欠缺着的在场保持另一种被差异的游戏更加看重的关系。”
德曼后来在《阅读的寓言》中也拿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开刀，作者的权威声音究竟何在，卢梭的实有及真实性何在？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写了二个少年直至青年男女的爱情通信，声称这二个青年人来自阿尔卑斯山脚下，实际上，这二个人是卢梭虚构的，但卢梭在文本中故做回避，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是信件的真实作者。这部作品讲述的故事没有实有场景，它的现实指向是虚构的。很显然，人们在并不知晓这样的背景下阅读，把虚构的假定性当作真实故事来阅读。卢梭在文中刻意否定自己的作者身份，表明了卢梭承认实际作者是谁并不重要，现在是文本自身的逻辑在起作用。那个在传统阅读体系里被认为是最为权威的真实作者并不能起决定作用，卢梭同时承认，文本的实际指涉也并不能完全为阅读掌握。德曼的关注重点在于揭示卢梭这部作品的“寓言意义”，显然，他试图完全摆脱作者权威的控制，他宁可刻画一个对阅读恐惧和不信任的作者形象，取消阅读对作者意图还原的可能性。
尽管我们看到割裂作者意图与文本的直接关系的理论有其时代的和思想史的依据，但并不等于它在学理意义上具有永久合理性，也不等于它能长久有效地形成定论。事实上，即使是极端如罗兰·巴尔、福柯、德里达、德曼，他们在谈论任何一个文本时，都会不自觉地谈到文本的作者，始终是在作者的名义下来讨论这个文本，不管是德曼在谈论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还是卢梭的《致新爱洛丝》；或是德里达在解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以及卡夫卡的《在法的前面》，都是在作者名下讨论作品，也是在作者一贯的创作语境中来讨论作品。何以见得“作者死了”？“作者死了”的意义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几乎在所有的文本批评阅读中，当然也包括德里达和德曼的解构主义批评，未尝没有反反复复回到作者的贯有思想中去解释的各种做法。正如张江先生指出的那样：“作品或者文本是一个确定的存在，签署作者的名字而流传于世。”确实，作者的意图不一定能完全贯穿于文本之中，或者说读者也无法通过文本的故事、字句、修辞或主题完全读出作者意图，但是，并不能因此否认作者的作用存在于文本中，那个曾经活生生的，以他的生命存在形式创作这个文本的作者，他肯定是影响了文本的建制和生成。张江先生强调指出：“写作是作家自觉的理性活动，是在确定的思维和逻辑规则制约及引领下展开的。其根据就是，写作本身是一种自觉的意识活动，是意识的自主建构行为……”自觉的理性活动转化为语言符号、叙述和修辞之后，其意图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异或减弱，但终归是这个作者创作的文本，总是有必要在这个作者的名下来讨论才有意义，才能释放更为充分的意义。
当然，在理论上承认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是一回事，认定作者意图对文本起支配作用又是另一回事，这二者不只是程度不同，也是明确“作者意图”的基本含义的理论落脚点所在。如果“作者意图”对创作文本有作用，对阅读文本产生直接影响，那么，“作者之死”就是一个夸大的说法。不管是肯定文本自身的独立性，或是强调语词的修辞作用，都无法否认作者对于文本的作用。
虽然德里达给人的印象是极力删去作者作用的解构大师，但是，他惯常使用的技法是他让文本如此贴近作者，让作者与每一个语词活生生地联系在一起。他让作者的意图呈现又消失，让那些语词与作者玩着躲闪的游戏。德里达在应《法国文学画卷》之约写作评价马拉美的文学史地位的短文时，他首先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文学史’里有马拉美的一个地位吗？或者这样说：在法国文学几乎全景的画卷里，马拉美的文本占一席之地吗？”德里达的提问意味着他要通过阅读马拉美的诗歌文本去标出马拉美的文学史的位置，德里达说，马拉美促使文学的分类、文学史、文学批评以及种种哲学和阐释学里的诸多范畴“破裂”。德里达这次倒是十分明确地在马拉美的名下来把握马拉美的企图，他写道：“如果马拉美标志着一种破裂的话，它仍然是采取了重复的形式；例如，它将昭示过去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借助于该文本，通过它，便会发现这种双重操作的新逻辑；而且根据一种天真而自私的签名理论，我们只能将它归属于马拉美。”即使为一部权威辞典或文学史册封之书确立马拉美的地位，德里达也没有谈论马拉美的生平，他的各种经历，而是通过对他的诗歌和散文以及阅读札记等文本的交叉阅读，来确立马拉美对法国文学传统的悖离，以及对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对写作的规定的破解。德里达认为，在马拉美的诗歌中，诗歌语言不再是语言的首要成分，马拉美的文本躲开了再现控制，让它回到自身的音节、相互的修辞中，词语沉迷于指涉自身的游戏。这显然是最为极端的文本之外无他物的批评范例，即使在这样的范例中，德里达却奇怪引用马拉美的散文和札记去作为注脚，也就是用马拉美自己书写的文字去作为解释的依据，虽然是被德里达编排为文本之间的游戏，但这无疑也是在探究马拉美的意图究竟何在。德里达宣称，在马拉美的诗歌中，消失的作者也是“被积极地书写上去”，“这并非文本的偶发事件，而是文本的性质；它是不断删削的签名标记已。”为了强化作者消失的效果，德里达还引述了马拉美在《诗的危机》及《关于书》中说，马拉美似乎也认为，他写诗并形成一本诗集，为的是“删去作者”。他试图去做些超乎寻常的事情，如“作者省略”“作者的死亡”等。马拉美逃离了他的诗歌文本，多年后，德里达为了证明“作者死亡”，把马拉美的文本翻出来，证明了马拉美作为一个作者的“死亡”。
不管作者逃离自身也好，批评家试图删削作者的签名的印记也好，作者总是在场，所有对这个文本的谈论，总是归属于这个作者名下，构成关于作者的这个文本的无数说法，使这个作者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他的艺术生命力越来越活跃。
三
“意图谬误”这种说法也是对“作者意图”的最大挑战，既然所有的阅读都有可能是“误读”，即使作者确曾有过意图寄寓于文本之中，读者也不可能读出其意图。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可能这样，但是，相当多的人可以从同一个文本中阅读出同一种主题，可以从中感受到同一种情感，这或许又有某种同一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这种说法不会遭致完全否认的话，那么作者也有普通人的一面，也有生存于世，吃五谷杂粮，行为道德，说话言语与普通人并无二致，那语言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共同的思想和情感。因此，作者的“意图”固然可能在阅读中出现被“误读”，但也可能被相当程度上正确传达。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却并不是如此简单，深受神学影响的布鲁姆把那些伟大的作家看作一个仅次于最高神的造物者，这个造物者歪曲或者“误读”了他的思想来源，尤其是那些来自神的思想启迪，伟大作家创造的作品虽然是对神的思想的“误读”，但同样也是仅次于最高神的造物者所写下的经典性的文本。同为“耶鲁四君子”的哈特曼曾经分析过布鲁姆的“误读”理论，他指出：“‘误读’是一个起错了名称的术语，它是富于生气的而不是更有用处。它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事实：阅读并不是纯粹无利害关系的、观照的或者理论性的。它就像英国传统经常要求的那样实际。而且，通过适应于一个科学理想，并使之单纯化，英国传统使实际的成为功利的，或者成为可以毫无差错地被传达的东西。”“误读”理论表示了对英国功利主义和科学理念的一种抵抗，通过对字词的创造性的发挥，“新批评”开启了一个文学世界，那里可以消除现实的混乱。“批评是神学的一种当代形式”。批评家有着和作家一样的甚至更大的抱负。但是，“新批评”过分沉迷于语词的演练中，几乎完全忘记了艾略特的“文学替代宗教”的那种理想。
事实上，不管一部分理论家如何宣称“作者之死”或是“意图谬误”，大多数具体的批评活动，都偏向于把自己读解出的文本意义看成是作者的意思，人们对一个创作出作品的生命主体的重视，远远大于作品文本。显然，批评活动终究是通过解释作品来完成作家或诗人的文学史或思想史的定位，通过阐发作家或诗人建立起一种思想或理念。即使再难理解和把握的作家（诗人），批评家也在所不惜通过支离破碎的文本去建立完整的作家（诗人）形象。
阿兰·巴迪欧曾经写过一篇颇为独特的文章，题名为《哲学任务——成为佩索阿所代表时代的人》。该文认为，当今时代乃是反柏拉图主义占据主流，如尼采所声称的，他的时代最大的任务就是治愈柏拉图病，尼采开启的方向显然延续到20世纪。巴迪欧试图去阐释，费尔南多·佩索阿既不属于柏拉图主义，也不属于反柏拉图主义。尽管柏拉图主义主要是从数学角度来看，但基本意义则是相同的，那就是是否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理式构成了一切真理之源。很显然，“作者意图”的决定作用问题，某种意义上也属于柏拉图主义，“作者意图”是否存在于文本中的客观的认识之源？按巴迪欧的思想，当今时代反柏拉图主义思潮，无法让“作者意图”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意义存在于文本之内，并决定所有的阅读。巴迪欧对佩索阿的分析则以一个十分特殊的角度切入：他分析了佩索阿的“异名”现象，即佩索阿写诗用了四个异名，除了佩索阿外，还常使用三个不同的异名，阿尔贝托·卡埃罗、阿尔瓦罗·德·坎波斯和里卡多·雷耶斯。令人惊奇的是，这三个异名都有对应的实有人物，佩索阿为这三个异名杜撰了各自的身世，他们看上去像是真的，那些实际上是由佩索阿写下的诗篇，现在被归在不同的作者名下。因为他们有身世，各自写作不同的主题和风格，佩索阿把它们当作“异名作者”，而不是他使用的不同笔名。对于佩索阿来说，他甚至自己也相信他同时化身为几个人在写诗。他这样解释道：“从幼儿时代起，我就总喜欢幻想在我的周围有一个虚拟的世界。幻想出一些从来不曾有过的朋友、人物。自从我意识到我之为我的时候起,我就从精神上需要一些非现实的，有形象，有个性，有行为，有身世的人物。对我来说他们是那样的真实,就如在面前。”这个诡秘的游戏既是在躲避真实的作者佩索阿本人，又不愿意让作者之名“名不符实”。这些也有“身世经历”的异名作者，写出各自非常不同的诗篇。这倒是无意中说明，诗歌的意义和风格与作者的性格、身世不无关系，作者会把个性、心理气质签名印在文本上。即使是虚构的人物，文本与写作者本人要有某种相关性，当佩索阿用其他的笔名写诗时，他就成为那个人在写诗。他想象他的一切，想象异名者与那些诗句融为一体。这是一个作者逃避自我，又重构自我的游戏；也是一个去除意图，又重建意图的技俩。佩索阿在《基督，我不会恨你》一诗中写道：
生命是多重的，
所有的日子都和其他的日子有别，
正因为这多重性我们才会
在融入现实后却又孤孤单单。
佩索阿一生都在逃避自己，甚至自己的名字。根据研究者特蕾莎·丽塔·洛佩斯（Teresa Rita Lopes）统计，佩索阿一生共创造了72个不同的异名。他创造了那么多的异名，依然孤孤单单；因为孤单，他创造了那么多的异名陪伴自己。说起来这个异名家族人丁兴旺，但佩索阿多年来并不为人所知。许多年来他不名一文，欧洲文学史差点就完全埋没了这个人。他的那些诗篇一直在那里，直至有一天被重新发现，被赋予佩索阿之名。1935年，佩索阿47岁病逝，死后7年，1942年，由阿道弗·卡斯凯斯·蒙特罗搜集和整理的两卷本《佩索阿选集》问世。同年，路易斯·德·蒙塔尔沃和若昂·加斯帕尔苦心搜集和悉心整理的11卷本的《佩索阿全集》开始出版。按阿兰·巴迪欧的说法，佩索阿直到去世后50多年才在法国渐渐为人所知，巴迪欧自己“也是那些可耻的迟到者中的一个”。直至佩索阿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作者或诗人，他的那些诗篇才被人们重视起来。佩索阿有那么多的异名，至少有四个主要异名，哪个是他作为诗人的真实的身份呢？或者说，哪个异名最能表达他的真实意图呢？巴迪欧据四个异名分析出佩索阿的哲学思想，那就是介于柏拉图和反柏拉图的中间地带，“在诗人为我们开辟的空间中前行，那是一种多元的，空虚的和无限的哲学”。巴迪欧就是如此这般把佩索阿推到时代至圣先师的地步：“这种哲学将为这个众神从未抛弃的世界带来福音”。一个逃避到无限的异名中去的佩索阿被巴迪欧满血复活，圣者归来，引领我们走向未来世界。不为别的，这是一个需要作者却无法产生作者的时代，因为，作者早已被杀死了，巴迪欧不惜从无限分裂的异名中成全一个佩索阿，让他成为一个预言家。
巴迪欧如此自信读出佩索阿的思想精要，并且作为救世良方，这无疑是令人鼓舞的举措。固然，我们也会对巴迪欧的批评思想持有疑虑，把文本的要义与无数的异名联系起来，最后得出这么一个要指引世道人心的结论，如此大智大勇亦属可敬可佩。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家一贯的豪勇行为，巴迪欧阅读佩索阿而提出时代任务，也对文学批评提出了召唤。今天的文学批评需要重新建构起历史感和人文性，就此意义而言，对于中国的文学批评尤其重要。虽然中国的文学批评从未经历过严格的文本细读的磨砺，从未割裂作者对文本的权威意义，但是，如何把传统的历史化的、社会学的文学批评与文本批评结合起来，能够在文本中发现、体验到作家的情感胸怀以及思想精义，或者以此作为参照，审视中国作家的作品文本的思想内涵、情感与胸怀，也是批评应做一项的工作。
作者的归来，重新理解作家与文本的意义关系，也是重新确认文学的思想意义。文学为这个时代揭示什么样的思想，作家对文学有什么样的承担，对当代社会的什么样的承担，都是重塑作者形象，探究作品中的作者意图提出的思想要求。在人们谈论“历史终结”和“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期待文学作品有伟大的思想似乎也是一种奢望，但作家高扬起精神旗帜则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文本批评家多半也是因对时代思想抱有困倦之意，而逃避到文本的字词中去，期盼字词的修辞学阅读可以超渡失落的心灵。罗兰·巴特曾表示“这种字词的突现，可赋予我们的悲境以一种距离化的震撼：新的形式对于我们的苦难相当于一种净化之浴。”1990年代初期，中国诗人欧阳江阳也说过，“我们是一群语词的亡灵”，欧阳江河也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诗歌批评家，他对字词的修辞分析十分在行，充满了想象力。可是如此伤感也于事无补，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确实在思想的高扬方面遇到困境，今天我们如何重振中国文学的思想力量，这也确实需要文学批评去发现优秀作品，去阐发作家（诗人）的思想，这本身要形成互动与激发。佩索阿在他的诗里诡异地说道：
你也许什么都没有抓住。但当那空无的
影子充满了你，你就会抵达黄昏的平静
你将沉浸于其中，彷佛获得了异域的安置。
——《在黄昏的镜子面前大声朗诵》
无论如何，我们要抓住他——佩索阿以及那些“空无的影子”。巴迪欧不是声称他抓住了吗？我们可以抓住，因为，我们立足于中国的大地上。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
责编|王艳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